拖砖人徐师傅，修车场：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，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，回去过年，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。就拿今年过年说吧，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，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，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，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。

某城中村殷主任，村委会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，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，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。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，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，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。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，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，他们的号牌不联网，也抓不住他们。

拖砖人王师傅，拖砖市场：扬州的交警很孬种，很坏，他们叫我们侉子（注：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，含轻蔑意），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，也会受到歧视。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，也要被拖走。一被逮住，少则八九百，多的要两千多，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。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，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。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，气得回去了。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，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。

拖砖人罗师傅，家中：我去年换了个新车，在扬州上的新牌照。为了这个驾照，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。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，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，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。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，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，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，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。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，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。另外，除了拖砖，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。

拖砖人刘师傅，家中：我现在的生意，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。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，我很少去。我这人比较懒，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，白天就多玩玩，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，挣不了几个钱。这么多老乡，在扬州做的好不好，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。出门在外，就是看朋友多不多。

拖砖人罗师傅，家中：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，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。安徽老家有老人、有小孩、有熟悉的环境，乡里乡亲。自己在扬州，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，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。有60万的钱的话，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，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。根据现在的收入，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，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，里面不一定要铺砖，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，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，这样显得有面子些。

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。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。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、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，不像我们，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，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，能在扬州买套房子，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。

拖砖人女儿，家中：当然是在扬州好，扬州有英语学，我特别喜欢学英语，老家小学没得学。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，老家没有超市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，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。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，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。

拖砖人小李，家中：我在家里也呆不住，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，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，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，之前去过北京杭州，也没赚几个钱。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，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，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，来扬州也五年了，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。

拖砖人李大姐，修车场：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，完全取决于收入，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，拆迁量小了，交警罚款管得严了，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。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，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，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，说走就走。在家也挺不错的，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，愿意就种种，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。有自己的田，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，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。就是在扬州，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回去的。

材料5:

道格？桑德斯，专栏作家、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欧洲局负责人。2007年，桑德斯从欧洲出发，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、调查，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，之后完成了着作《落脚城市：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》。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。

记者：你是如何定义“落脚城市”这个概念的？

桑德斯：我以“落脚城市”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，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“移民门户”或者“原始社区”区分开来。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、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，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。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，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，那里总是受到忽视，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。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，希望走到城市中心。

记者：中国、印度、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“城镇化”和“移民”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。你居住在伦敦，前几天也到过北京。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“落脚城市”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？

桑德斯：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，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。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。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，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，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，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。我现在定居在伦敦，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。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。

但我发现，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。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。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，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