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，多少有点无奈：“现在农村不好管了，各家过各家的日子。村里5个干部，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，再就是村民看病、孩子上学等事情。处理不好村民会有意见，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。”住在村东头的谢大嫂说，她平时都不去村部，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，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，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，平时都不怎么打交道。

取消农业税，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。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，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悄然发生了变化，但伴随着“要款”时代的远去，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。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，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。“现在与过去不同了，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，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。大到修桥修路，小到清理垃圾，都要给点报酬。”王主任说，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，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，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。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，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，最后才办成。

3．沈某是A市A村农民，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。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，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。前年，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，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，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.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。如今，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，居住在村庄里，却已身无寸地。

“两三万元的征地款，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，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，但标准很低，男的年满60岁，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。现在物价越来越高，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！”沈某说这番话时，脸上挂着几分忧郁。失去土地以后，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，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，守着村中的房屋，“我们说是农民，没地；说是工人，没岗。现在是农不农，工不工。”